王永平汉唐外来文明中的驯象
专题
中国中古社会史研究
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很早以来,人类就有了驯象活动,将其用作骑乘、战争或劳动。后来,人们又用驯象来进行各种文娱表演活动,称为象舞。汉唐时期,在宫廷典礼和宴乐活动中经常可以见到驯象表演。驯象作为一种珍稀动物,基本上都是来自域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民族更是经常向汉唐帝国进献驯象。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许多吉祥的寓意,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术界关于驯象的研究并不多见[1],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汉唐时期外来文明中的驯象进行考察,这不但可以加深了解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而且对于当时东亚大陆的气候、植被、水文等等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的认识也大有帮助。
一、远古时期中国大陆曾广泛分布有大象
象在生物学上属于哺乳纲,长鼻目,象科,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陆栖动物。象分为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亚洲象主要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在中国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地区也有小的野生种群。非洲象则广泛分布于除撒哈拉沙漠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
象的栖息环境多样,尤其喜欢生活在气侯温暖湿润的丛林、草原和河谷地带。早在远古时期,野生象曾广泛分布于除澳大利亚和南极以外的几乎所有大陆。象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很陌生的动物。大约在距今六、七十万年以前,在北京猿人生活的周口店一带,就有大象出没其间;距今约20万年的陕西大荔人生活的渭北草原、距今约10万年的山西丁村人栖息的汾水中游的草地丘陵间,也有大象活动的踪迹[2]。此外,在陕西蓝田人、安徽和县人、贵州桐梓人、湖北长阳人、安徽巢县人、广东马坝人、广西柳江人、内蒙古扎赉尔人生活的年代和地区,都曾发现有大象活动的遗迹[3]。这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东亚大陆的广大地区曾经广泛分布有大象。
在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时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一带生活有许多野生大象。传说上古时期的圣君明主舜帝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就叫象,象曾经屡次陷害舜,最终却被舜所驯服,“舜封象于有鼻”[4]。有的学者认为,这则神话曲折地反映了人与野象斗争的过程[5],《楚辞·天问》中提到的“舜服阙弟”[6],实际上讲得就是舜驯服野象的事。在后世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中,又进一步演变成舜使用驯象耕田于历山的传说,“象耕鸟耘”因此还成为舜帝“孝感动天”的象征。
夏商时期,在中原和北方的广大地区还能见到大象。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省西北部阳原县的丁家堡水库,曾发掘出野生象的遗齿和遗骨。该地位于桑干河谷底,与北京处于同一纬度上,时代约在夏末商初(距今约三、四千年前)[⑦]。在黄河流域,象的分布更是十分普遍。商民族擅长驯象,《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说明商人已经把驯服了的象,使用到战争中去。在甲骨卜辞中也有许多狩猎“获象”的占卜记录[8],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两座象坑,其中一座埋象一头和象奴一个[9],另一座埋一象一猪,象的项下系一铜铃,据鉴定为一头小象[10]。象奴是专门驯养象的奴隶,可知象不仅已为殷人所驯养,而且可能还用于生产劳动和战争之中。
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原一带的气侯逐渐变冷,而人口的增加和农耕的发展也使得植被覆盖面积大量减少,这就使得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不适合野生大象的生存了,迫使象不得不南迁。到商周交替之时,在山东南部还能见到大象,《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今山东曲阜一带),……驱虎豹犀象而远之。”[11]但是到西周中期,在北方地区已经很难见到有大象的踪迹了[12]。到春秋时期,象已南移到淮河下游南北地区。到战国时期,大象进一步南移到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13]。《韩非子·解老》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这说明象在中原地区已经绝迹。
二、汉唐时期中国境地内大象分布区域
汉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国力日益强盛,人口增殖迅速,土地被大量开垦出来,森林草地覆盖面积进一步缩小,地理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个别情况外[14],人们只能在长江流域的小片区域以及长江以南地区见到大象的踪迹了。
在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都有野生大象生活的迹象。长江上流四川盆地东北部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就有野生大象出没,唐人戴孚《广异记》说:武则天统治时期,阆中有莫徭樵夫,在江边打柴时,遇到一头大象领着一头小象求救,樵夫为小象医治好了的足伤,为了感谢樵夫,大象送给他一支非常珍贵的象牙[15]。阆州地处嘉陵江中游,气候温和,植被茂盛,比较适合野生大象的生存。诗人李商隐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写道:“蛮童骑象舞,江市卖鲛绡。”[16]或可说明在四川盆地或更南地区居民还将野生大象驯化成舞象的事实。
在长江中游江南西道的岳州华容县(今湖南华容县)也能见到大象,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五记载:“上元中(-年),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扒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华容县位于长江以南洞庭湖以北,境内丘陵溪谷密布,气候温暖湿润,也是大象的理想栖息地。唐人段成式曾在《酉阳杂俎》卷十六提到:“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荆地约相当于今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一带,岳州华容县就属于此范围。
在长江下游淮南道的和州(今安徽和县)也有野生大象种群,据唐人牛肃《纪闻》载:“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忽有群象来围猎者,令不得去。……俄而诸象二百余头,来至树下,皆长跪,展转猎夫下。……将猎夫至一处,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余茎,以示猎夫。”[17]该书所记多为开元至乾元年间(-年)的徵应及怪异之事。和州位于长江下游西北岸,气候温暖湿润,境内多丘陵、岗地,沟河港汊纵横交错,坑塘湖泊星罗棋布,很适合大象的生存。在该地生活的大象多达二百余头,看来这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种群。
但是,由于长江流域在汉唐以来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开发,经济发展很快,人类活动的足迹和范围越来越大,而适合野生大象生活的区域却越来越狭小,且彼此分割,非常不利于大象的繁殖,所以只是在零星记载中提到了有关大象生活的踪迹。
在钱塘江以南,直到五代十国时期还有野生大象出没的迹象。据《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下》载:“宝正六年(年)秋七月,有象入信安(今浙江衢州一带)境,王命兵取之,圈而育焉。”词人李珣在《南乡子》词中描写道:“刺桐花下越台前,……骑象背人先过水。”[18]描写的也是这一带特有的民风土俗。不过,钱塘江流域也属于开发较早、经济发达的区域,可适合野生大象生活的区域主要在浙西山地。
汉唐时期,在中国境内广泛分布有野生大象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岭南、安南和云南一带地区。
岭南主要是指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一带。在岭南的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循州(治今广东惠州)、雷州(治今广东雷州)一带生活着许多野生大象。唐人《传奇》记载了一则“蛇吞象”的奇异故事:宝历年间(-年),循州河源(今广东河源)人蒋武,应白象请求,射杀吞食大象的巨蟒,在蟒蛇盘踞的山洞里面,象骨与象牙,堆积如山。为了感谢蒋武,“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枝,跪献于武”[19]。唐人刘恂《岭表录异》卷上还说:“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这种美味唐人称之为“象鼻炙”,唐人段公路在《北户录》中也提到这道美食:“广之属城循州、雷州,皆产黑象,牙小而红,土人捕之,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为炙。”潮州、循州地处粤东,雷州在今雷州半岛,当地土人捕捉野象,主要是为了炙烤象鼻而食,由此可见当地野生大象的种群与数量应当是极为可观的。
安南主要管辖今广西和越南北部、中部一带地区。安南自古以来就多象,据《吴录·地理经》载:“九真郡(都)庞县多象,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20]九真郡(今越南清化一带)位于今越南北部、河内以南,从汉唐以来一直就属于中国管辖。《广异记》中还有一则故事说:开元年间(-年),有白象求助于安南猎者,射杀吞食大象的巨兽,“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21]这是汉唐史籍中见诸记载的最大的野生大象种群。晚唐诗人杜荀鹤在《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诗中曾描写到安南驯象:“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22]交趾曾为安南都护府的所在地(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在唐人眼里,安南大象不仅聪明,而且还被赋予了正直懂事的品格,《朝野佥载》就说:“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23]这种人与象之间心思相通、互相帮助的传说在唐代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社会状况。
云南在唐代属于南诏统治的区域。在滇南一带生活有许多野生大象,当地民族通常把大象当作家畜来驯养,用于生产劳动。《岭表录异》卷上就说:“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到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唐人樊绰《云南志》也说:“象,开南(今云南景东)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茫蛮部落据说是生活在今滇南傣族的祖先,“并是开南杂种也。……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南诏统治者还用驯象用作仪仗,唐德宗贞元十年(年),南诏与唐订立盟约,双方恢复友好关系。当唐朝派来的使者到达时,南诏王异牟寻亲自出城迎接,“先饰大象一十二头引前,以次马军队,以次伎乐队,以次子弟持斧钺。”[24]在南诏与唐朝交往的过程中,经常可以见到南诏进贡象牙的记载。
三、张骞“凿空”之后域外驯象的输入
汉唐时期帝国的统治中心在黄河流域,野生象在这一带早已绝迹。虽然在长江流域以及以南地区还能见到大象,但驯象作为一种珍稀动物,基本上都是来自域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民族更是经常向汉唐帝国进献驯象。
域外驯象入华是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而来的。汉武帝时,张骞奉命通西域,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25]元狩二年(前年)夏,“南越献驯象”,“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26]这是较早见诸记载的域外贡象事例。南越国(前-前年)是西汉初期在岭南地区建立的一个国家,疆域包括今两广(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等地,是野生大象广泛分布的地区。
东汉时期,域外驯象来华的情形有所增多。如“(明帝)永平六年(63年)正月,永昌徼外夷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27]永昌郡相当于今天中国云南保山及缅甸北部一带地区,永昌徼外当为更远区域,正是大象和犀牛广泛分布的东南亚地区。东汉末年,“献帝建安七年(年),于阗国献驯象。”[28]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处西域,为沙漠绿洲国家,这一带并不产大象,那么它贡来的驯象应当是从南亚的印度转手而来的。这也是史籍中少见的有关西域国家贡象的记载。
驯象来到内地以后,经常出现在宫廷及百官宴乐百戏表演活动之中。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百戏表演的场面时说:“白象行孕,垂鼻辚囷。”[29]李尤在《平乐观赋》中描写的百戏节目中也有“白象朱首”表演[30]。白象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白色亚洲象,多出自古代东南亚地区,一般认为是象得了白化病所致。白象在当地被视为珍宝,通常只用来供养。经过人工驯养的白象,经常被当作珍贵礼物赠送给友好邻邦。汉代百戏表演中的这些白象应当就是来自这些地区。
在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砖)上也发现有许多驯象图像。如山东济宁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幅驯象图,六人坐于象背,一人立于挺起的象鼻上;河南南阳出土了一幅胡人驯象画像石中,刻画有一虎一象,象后有一象奴,深目阔鼻,下鄂上翘,手执钢钩,跨步驭象,俨然是一副胡人形象;在陕西神木大保当出土汉墓门楣上也发现了一幅“钢钩驯象”图,图中刻有白象一头,象奴为胡人打扮,左手持钩,面象而立作驯斗状。在江苏徐州铜山洪楼汉墓画像石和山东费县潘家疃汉墓画像石上都有象奴驯象图。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石刻中也发现有驯象图,象奴手执钢钩、双脚戴脚铃在驯象。
钢钩驯象术是随着驯象的输入而传来的。关于“钢钩驯象”,见佛经《法句譬喻经·象品第三十一》:“佛问居士调象之法有几事乎?答曰:‘常以三事用调大象。何谓为三?一者钢钩钩口着其羁绊;二者减食常令饥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以此三事乃得调良。’又问:‘施此三事,何所摄治也?’曰:‘铁钩钩口以强制。’”王充在《论衡》中也说:“长仞之象,为越僮所钩。”[31]看来早在东汉时期,钢钩驯象术就已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驯象除被用作表演外,还经常被用于战争和外交馈赠的礼品。三国时期,曹操之子曹彰膂力超群,曾当着其父的面,徒手制服了南越进献来的白象[32]。东吴大臣贺齐出任新都郡守,“孙权出祖道,作乐舞象。”[33]舞象用于送别官员是一种非常隆重的礼遇。孙权还曾将驯象作为礼物赠送给曹魏和蜀汉政权,历史上流传甚广的著名的曹冲称象故事中所称的象,就是孙权送来的两头驯象;魏文帝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孙权重遣使称臣,奉贡明珠百筐,黄金千镒,驯象二头,或牝或牡,扰禽鹦鹉,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类万品。”[34]孙权还曾派遣使者送给蜀主刘禅两头驯象[35]。孙吴的这些驯象很有可能就是从东南亚地区输入,然后转送给魏、蜀的。
西晋统一中国以后,曾将南越进献来的驯象制成象车,用作朝会、出行之导引仪仗。据《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象车,汉卤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元正大会,驾象入庭。”这里的南越泛指岭南以至东南亚一带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东晋成帝咸康六年(年),临(林)邑王又进献来驯象一头,“知跪拜”[36]。林邑是东汉末年在今越南中部建立的一个国家,驯象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梁书》卷五十四《林邑国传》也载:“其王著法服,……出则乘象,吹螺击鼓。”驯象是林邑国王出行的坐驾。晋穆帝时,扶南国也贡来驯象,据《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扶南国》载:“穆帝升平初(年),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扶南在林邑之南,为中南半岛古国,辖境约相当于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自公元1世纪立国之后,就与中国保持有密切的联系。扶南人很早就开始捕获大象,经过驯化后,用作骑乘,据三国吴时《外国传》载:“扶南王盘况,少而雄桀,闻山林有大象,辄生捕取之,教习乘骑,诸国闻而伏之。”[37]万震《南州日南传》也载:“扶南王善射猎,每乘象三百头,从者四五千人。”[38]《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扶南国传》甚至还提到:“(扶南)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连妇女也能乘象,可见驯象在扶南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南朝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年),盘盘国献驯象[39]。盘盘国一般认为是在今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地当古代横断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路线要冲。从南朝以来,一直同中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
从域外输入的驯象在南朝经常被用作百戏表演,江左百戏的保留节目中就有著名的《巨象行乳》[40],这是一出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戏目。此外,驯象还曾用于战争,据《三国典略》记载:梁元帝承圣三年(年),西魏大军大举南下,进逼江陵,“梁人率步骑开枇杷门出战。初,岭南献二象于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负之以楼,束刃于鼻,令昆仑奴驭之以战。杨忠射之,二像反走。”[41]这二匹战象显然也是从东南亚地区进献给南梁的,所以其驾驭者“昆仑奴”,也当是随驯象进贡而来的象奴。
北朝时期,也有外域进献驯象的记载。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年),居尝国献来驯象一头[42]。居尝国,具体方位不详,应该是南亚产像诸国,经西域丝绸之路输入北魏王朝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洛水永桥南道东设有白象坊,安置从南亚次大陆贡献来的白象。“白象者,永平二年(年),乾陀罗国胡王所献,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常养于乘黄曹,象常坏屋败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43]乾陀罗,一作乾陀,为古代南亚印度古国,据《魏书》卷一○二《西域传·乾陀国》载:“乾陀国,在乌苌西,本名业波,为嚈哒所破,因改焉。……好征战,与罽宾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酉阳杂俎》卷十四《诺皋记上》也记载:乾陀国王伽当带领象、马兵,讨伐天竺。可见在乾陀国军队中有一支由战象组成的象军。
南亚次大陆是亚洲象的主要产地,古代印度居民很早以来就掌握了驯象技术。诞生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古代印度佛教,有许多宗教故事提到了驯象,如佛陀调伏醉象[44]、大光明王本生故事[45]等。至于利用驯象作战更是常见的现象,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时,曾于公元前年,深入到印度境内,与波拉伐斯王国大战,这个王国就有一支特殊的兵种战象头。亚历山大的随军部将阿里安还著有《亚历山大远征记》一书,记录了他在印度亲眼所见到的舞象:
如果说动物里有聪明的,就得算大象。……我自己也曾亲眼看见过一只大象敲钹,另一些大象跳舞。这只大象演奏家的两条腿上各拴着一个钹,鼻子上也拴着一个,它用鼻子上那个钹敲前腿上那两个,敲完这个那个,节拍十分有规律。其他大象排成一圈,随着钹的节拍跳舞,两支腿一抬一弯,一弯一抬,非常齐整。[46]
亚历山大东征,揭开了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新篇章。其后,张骞通西域,进一步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高潮。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民丰县尼雅遗址中采集到一块晋代的木雕门板,上面绘有一人正牵象而行,象背上铺有绣毯[47]。其装束与文献记载中的驯象非常相似,这表明从南亚进献而来的驯象,正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原王朝的。这说明随着佛教源源不断地东传,不但那些有趣的佛教驯象故事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而且还传来了驯象及其技术。
在北朝,从北魏到北齐,域外传来的驯象都是百戏表演的节目之一。据《魏书》卷一○九《乐志》载:
(天兴)六年(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觝、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
天兴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年号。他建立北魏政权以后,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其中一项就是参照“汉晋旧制”制礼定乐。后来,北齐继承了北魏的这些文化遗产,在北齐后主武平年间(-年),“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48]北魏增修的杂伎百戏中的“白象”和北齐百戏中的“巨象”,大约都是从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白象行孕”之类的象舞表演节目。此外,白象在北齐还曾被文宣帝高洋用作骑乘[49]。
到隋朝统一中国以后,由于国力的鼎盛,百戏表演的规模更大。诗人薛道衡在《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中,描写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年)东都洛阳正月十五元宵夜大开戏场表演百戏的盛大场面,其中有:“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临衢车不绝,夹道阁相连。……佳丽俨成行,相携入戏场。……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欢笑无穷已,歌咏还相续。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假面饰金银,盛服摇珠玉。宵深戏未阑,兢为人所难。卧驱飞玉勒,立骑转银鞍。纵横既跃剑,挥霍复跳丸。抑扬百兽舞,盘跚五禽戏。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长鼻。青羊跪复跳,白马回旋骑。”[50]在这场元宵狂欢活动中,表演的百戏节目除了象舞外,还有弄丸、跳剑、鱼龙曼延、狮舞、马舞、马伎、羊舞以及五禽戏、假面戏、胡舞、胡曲等许多节目,成为展现中外文明诸因子互动共生的一场盛会。
四、唐代外来驯象的主要地区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域外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内地,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
随着唐帝国对世界及周边民族国家的认知与了解,驯象作为一种珍稀的外来动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唐人的社会生活及文化视野中。不过,也许是受到生态环境及运输成本的影响,虽然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前代,但是除了个别情况外,已经很难见到有来自南亚及西域各国输入内地的驯象身影。这一时期,人们对域外驯象的认识与印象主要还是来自遥远的南方边疆各族及东南亚地区。张籍在《送南迁客》诗中这样描写异乡风情:“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51]战象与市银这两项珍稀物品,成为诗人心目中对遥远的南方民族地区最深刻的文化印象。《岭表录异》卷上也记载:“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襜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舞马之类。”舞马在盛唐时期曾盛极一时,出现过“舞马四百蹄”的壮观场景。在唐人眼中,象舞类似于马舞。用象舞来招待唐朝的使者,应是当地外交礼仪中的重要活动之一。由此可见,驯象在当地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东南亚各国曾多次向唐王朝进献过驯象,其中最多见到的是林邑(后改称环王、占城),达17次之多;其次是真腊(文单)2次、赡博1次、占卑1次;其中来自西域的仅见有波斯派遣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象1次(见下表)。
表1林邑(环王、占城)贡驯象表
帝号
年代
进贡
出处
唐太宗
贞观年间(-年)
林邑国王范头黎献驯象。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下》。
唐高宗
永徽四年(年)
林邑国王钵迦含波摩遣使来朝,贡驯象。
《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
永徽五年(年)
林邑国献驯象。
《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
总章年间(-年)
其国王又献驯象。
《唐会要》卷九十八。
武则天
垂拱二年(年)
林邑国遣使献驯象。
《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
天授二年(年)
林邑国遣使献驯象。
证圣元年(年)
林邑国贡战象。
圣历二年(年)
林邑国遣使献驯象。
唐中宗
神龙三年(年)
林邑国遣使献驯象。
景龙三年(年)
林邑国遣使献白象及方物。
唐玄宗
先天年间(-年)
其王建多达摩献驯象。
《唐会要》卷九十八。
开元元年(年)
其王建多达摩又遣使献驯象五头。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
开元十九年(年)
林邑国献花象。
开元二十三年(年)八月
林邑国遣使献驯象。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
林邑国遣使献白象。
天宝八载(年)
其王卢陀罗使献驯象20头。
《唐会要》卷九十八。
唐僖宗
乾符四年(年)
占城国进驯象3头。
《岭表录异》卷上。另据《全唐文》卷八百七十三陈致雍《奏蕃国使朝见仪状》也提到:“今月十三日,占城国献驯象使朝对。”
表2真腊(文单)贡驯象表
帝号
年代
进贡
出处
唐高宗
永徽二年(年)
真腊国遣使献驯象。
《唐会要》卷九十八《真腊》、《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
唐代宗
大历六年(年)
文单国王婆弥来朝,献驯象11头。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全唐文》卷九百六十二阙名《贺文单国进驯象表》。
表3其它国家贡驯象表
帝号
年代
进贡
出处
唐高宗
显庆二年(年)
瞻国博国(即瞻博)遣使献驯象、犀牛。
《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
唐玄宗
天宝五载(年)
波斯遣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头。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
唐宣宗
大中六年(年)
占卑国佛邪葛等六人来朝,兼献象。
《唐会要》卷一○○《占卑国》。
林邑从东汉末年在今越南中部立国以来,到公元8世纪后改称环王,9世纪后期又改称占城,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林邑广泛分布有野生大象,很久以来当地人民就将驯象应用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当中,在《酉阳杂俎》续集卷八《支动》中说:“环王国野象成群,……国人养驯,可令代樵。”在林邑国的军队中还有一支重要的兵种——象军,每当国王出行时,首先由大批战象和骑兵前后簇拥,以显示国王的威严和权势。据《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林邑》载:“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其国延袤数千里,北与驩州接。……王之侍卫,有兵五千人,……乘象而战。王出则列象千头,马四百匹,分为前后。”在公元年的一件梵文铭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他——林邑之王,就如同pandu诸子一样,他的光芒照耀着战场……巨大而美丽的大象的吼叫声,淹没了四下里的战鼓的轰鸣,(他)登上了一头(大象),前前后后簇拥着无数的军队。他威严显赫,他本人的光辉就如同太阳的光辉一样。高悬在头顶的孔雀羽的大纛,遮住了他的光芒。[52]
象军在作战中有很大的威慑力,不过也大概因为其在灵活性、机动性方面不如骑兵,如果使用不当,经常达不到它在战斗中应有的效果。如隋炀帝大业元年(年),隋朝与林邑发生武装冲突,隋朝任命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刘方击走之。师渡阇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战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战,伪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颠踬,转相惊骇,军遂乱。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阵,因以锐师继之。林邑大败,俘馘万计。”[53]唐宪宗元和四年(年),唐朝与环王之间再起磨擦,“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国伪驩、爱州都督,杀三万馀人,获其王子五十九人,器械、战船、战象称之。”[54]看来这次战事,林邑又动用了象军。由于林邑与唐朝紧相毗邻,所以唐朝的驯象大都来自这个东南亚国家。
真腊是隋唐时期在中南半岛崛起的一个新兴国家。真腊原来是扶南的属国,公元6世纪后期,它以武力推翻了扶南王朝,建立了以吉蔑族为核心的真腊王国。约在8世纪初,真腊分裂为北方的陆真腊(又名文单国,约在今老挝境内)和南方的水真腊。到9世纪初,水陆二真腊又重归统一。真腊境内到处生活着成群的野象,真腊也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象军。据《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真腊》载:“真腊国,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有战象五千头,尤好者饲以饭肉。与邻国战,则象队在前,于背上以木作楼,上有四人,皆持弓箭。”真腊与林邑相邻,和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驯象在真腊有着悠久的传统,所以真腊也成为东南亚地区进献驯象的主要国家。诗人顾况在《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中有:“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著师子项。”[55]此处的“昆仑儿”,大约就是来自真腊及其东南亚一带地区的驯象象奴。
此外,东南亚地区进献驯象给唐王朝的还有瞻博和占卑两个国家。瞻博大约位于真腊附近,其国也多产大象,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瞻博》载:“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群行。”占卑国位于今苏门答腊,也属于亚洲象活动的传统区域。
波斯是唐代除了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之外仅见的贡象国,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又颇为令人生疑。因为波斯萨珊王朝早在7世纪中叶就被大食(阿拉伯帝国)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到天宝五载(年),距泥涅斯病死已经有40年之久,所以谢弗认为“这次献象的所谓‘波斯’,很可能是位于呼罗珊或河中地区的某座脱离者的城市。”[56]其实,古代波斯原本不是产象的地区[57],但在波斯军队中却保有一支象军,据《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载:“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其国乘象而战,每一象,战士百人,有败衄者则尽杀之。”这些战象据说是从印度获取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波斯派遣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贡献来的犀牛及象各一头,也应该是产自印度。
五、外来驯象与唐代文明
域外驯象的输入,在唐代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唐文》收录了杜甫和杜(一作许)泄的两篇同名题材的赋——《越人献驯象赋》,作者在赋题下自注曰:“以辞林邑望国门为韵”,大概是作者参加科举考试时的策赋[58]。杜甫在赋中写道:“倬彼驯象,毛群所推;……自林邑而来者,……作蛮方之贡,为上国之琛。万国标奇,名已驰于魏阙;千年表庆,价实越于南金。况乘之便习,或讹或立;动高足以巍峨,引修鼻而嘘吸。尘随踪而忽起,水将饮而回入;牙栉比而椮椮,眼星翻而熠熠。……驱之则百兽风驰,玩之则万夫云集。……执燧奔战,牵钩委贶;遇之者或惊骇而反行,觇之者或披靡而遥望。”[59]杜泄赋也写道:“惟彼驯象,产乎南夷,……故远人得而献之,……修涂是寻,叠嶂岖嵚,或行于陆,但随山而上下;或载于舟,距涉江之浅深。既济水以次水,复出林而入林,所过之邦,徒观其肮脏之貌;所遇之众,岂识其谦柔之心。荒徼已违,王畿斯入,闻之者遐迩必至,睹之者士女咸集。人知其故,皆愕然而立。或告之曰:所驭之者越人,所出处者林邑。”[60]这两篇赋都生动地描写了驯象这种庞然巨兽的体貌特征,以及因驯象的到来在社会上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杜泄赋中还提到了驯象从遥远的林邑,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帝京的艰辛历程,这为后人了解域外驯象的入华经过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
域外驯象的到来,给唐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乐趣。唐朝廷对这些驯象设有专门的圈养、管理机构——闲厩。据《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殿中省条记载:“圣历中(-年),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唐政府经常在各种朝会及宴集活动中举行象舞表演活动。在《唐会要》卷三十三《散乐》中继续将《巨象行乳》列为“百戏”之一,这是延续了汉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戏目。
盛唐时期,象舞表演活动达到高潮。当时,唐政府在内廷驯养着许多从域外输入的舞象,这样就使得大规模的象舞表演活动成为可能。据《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十二》记载:“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后赐宴设酺,亦会勤政楼。……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又据同书卷一九四《卓行·元德秀传》记载:“玄宗在东都,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时颇言帝且第胜负,加赏黜。河内太守辇优伎数百,被锦绣,或作犀、象,瑰谲光丽。”又据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记载:“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盛唐时期象舞表演活动不但规模很大,而且非常频繁。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象舞表演活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叛军攻陷长安以后,舞象全部被掳掠驱赶到洛阳,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八月条载:
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
这批被驱赶到洛阳的舞象似乎都深通人性,不愿为安禄山欺骗外来使节而进行表演,结果被全部惨杀。据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记载:
禄山至东都,既为僭逆,尝令设乐。禄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长多未之见,乃诳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来,见吾必拜舞。禽鸟尚知天命所归,况于人乎!则四海安得不从我。”于是令左右领象至,则瞪目忿怒,略无舞者。禄山大惭,怀怒命置于阱井中,以烈火烧,使力惫,俾壮士乘高而投之,洞达胸腋,流血数石。旧人乐工见之,无不掩泣。
史家以驯象的悲惨遭遇,来衬托安史之乱的不得人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春秋笔法”。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各民族和国家持续向唐王朝赠送驯象,象舞表演活动也得以重新恢复起来。唐代宗大历六年(),仅文单国一次就进献来驯象11头[61]。当时宰臣在《贺文单国进驯象表》中说:“逾海而来,历年方至。绵邈重阻,奔波载驰,黄金饰冠,白珰充耳,服柔群象,牵致阙前,低徊驯扰,稽颡屈膝,随万国而来庭,与百兽而率舞,如知礼乐之节,益盛羽仪之容。”[62]这些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驯象,其动作的确有点类似于舞马表演。当时宰相常衮在观看了舞象表演后,即兴写下了《奉和圣制麟德殿燕百僚应制》(一作卢纶诗)诗曰:“云辟御筵张,山呼圣寿长。……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63]另外,卢纶在《腊日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中也提到:“祝尔嘉词尔无苦,献尔将随犀象舞。”[64]这说明到中唐时期,随着局势的慢慢平定,象舞表演活动又重新开展起来。
到唐德宗即位时,当时内苑五坊饲养的各国进献来的驯象已多达42头[65]。新即位的皇帝为了表示维新气象,下令将这些驯象与驯犀、斗鸡、鹰犬之类全部放归山野。唐德宗还在当年所举行的制举博学宏词科考试中,以《放驯象赋》为题,以“珍异禽兽,无育家国”为韵,结果独孤授、独孤良器登第[66]。后来,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还写诗咏及此事,元诗曰:“建中之初放驯象,远归林邑近交广。”[67]白诗曰:“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68]经过这次事件以后,驯象表演活动逐渐减少,只是偶尔见诸于一些大型的节日文娱活动中。如李德裕在唐武宗会昌五年(年)寒食节时作的《寒食日三殿侍宴奉进诗一首》中提到“象舞严金铠”[69]。唐僖宗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70]这说明曾经盛极一时的象舞表演活动在中唐以后逐渐归于沉寂。
在传世文物中,也有表现驯象的图像资料。如西藏桑鸢寺唐代壁画上描绘有驯象情景,其中有力士与象角力,象假作摔倒状;还有令象以前足和鼻为支点,后脚凌空,作倒立动作[71]。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幢幡画中,有一幅举象图,画中有一人正在表演举象,表演者赤裸上身,头戴黑色幞头,脚穿棕色短靴,两脚分立,右臂高举过头顶,手托大象背,象脚和象鼻朝向天空,象耳下垂;右侧还有一人,正在举手鼓掌,好象是欣赏节目。在敦煌莫高窟第窟窟顶西坡绘有一幅北周时期的举象图,画中一人正面直立,两脚分开,用右臂手托大象四足,将象举起;第61窟西壁还绘有五代时期的两幅驯象图,其一为骑象举铁板图,其二为单手举象图[72]。这些文物图像资料都是中古时期曾经流行驯象表演活动的直观反映。
驯象除了用作象舞表演活动外,作为一种庞然巨兽还被统治者当作迷信的方法,用以镇服“妖邪”的手段。据《资治通鉴》卷二○九唐中宗景龙四年(年)夏四月条载:“初,则天之世,长安城东隅民王纯家井溢,浸成大池数十顷,号隆庆池。相王子五五列第于其北,望气者言:‘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73]
值得一提的是,驯象中的白象尤其受到唐人的重视,白象在唐朝曾被当作国之祥瑞,受到崇拜。祥瑞,又称“福瑞”、“符瑞”,是国泰民安、吉祥如意的征兆。祥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被当作表达天意、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如河水变清、山称万岁、江河水五色、海水不扬波之类。这些现象的出现往往被看作是天对皇帝德政的赞许与表彰。据《唐六典》记载:“凡祥瑞应见,皆辨其名物。若大瑞、上瑞、中瑞、下瑞,皆有等差。若大瑞,随即表奏,文武百僚诣阙奉贺。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有司告庙,百僚诣阙奉贺。”其中白象被明确规定为“大瑞”,与龙、凤等神物并列[74]。唐高宗咸亨三年(年),周澄国遣使上表,称:“诃伽(迦)国有白象,首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既有威灵,又弭灾患。力兼十象,强制百人,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以献之。”但是高宗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夫作法于俭,其弊犹奢,谁能制止?故圣人越席以昭俭,茅茨以戒奢。《书》云:‘珍禽奇兽,不育于国。’方知无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令其远献?”[75]高宗作为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没有仅仅因为获取“白象”这种所谓的祥瑞之物,而作军事上的冒险之举,还是值得称道的。
白象还曾被统治者当作赏赐大臣的宝物。唐玄宗天宝九载(年)秋,安禄山入朝,赏赐金银珍宝、绸缎、美食无数,其中还有小狮子、白象各一对[76]。不过,这样的殊荣在唐史上也是仅见的。
白象还偶见有被用来劳作的情形。万岁通天元年(年)四月,武则天下令:“铸铜为九州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其中蔡州鼎(又名神都鼎、永昌鼎)高一丈八尺,能容纳一千八百石,其它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容纳一千二百石,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如此庞大的重器,在制造完成后,“令宰相、诸王,率南北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曳之。自玄武门外曳入,天后自制《曳鼎歌》调,令曳者唱和焉。”[77]在如此重大的场合中,白象被派上用场,也应当看作是一种带有政治性宣示作用的表现。
总之,域外驯象的输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唐时期中外文明互动共生的发展局面。驯象的到来,不但成为汉唐帝国繁荣、开放、发达的一种重要象征,而且大象还以其憨态可掬、诚实忠厚的形象,被赋予了许多吉祥的寓意,如“太平有象”、“太平吉祥(象)”;“吉祥(象)如意”,“出将入相(象)”,等等,大都借用了“象”与“祥”、“相”字的谐音,这些内容逐渐沉淀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已经成为后世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
注释
[1]彭杰的《“舞象”小史》一文(见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版社6年版)曾对古代中国的“舞象”历史做过一番简单的介绍;美国学者谢弗(Schafer,E.H)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战象》(“WarElephantsinAncientandMedievalChina”,Oriens,Vol.10,)一文则介绍了驯象在古代中国战争中的应用,他还在《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GoldPeachesofSamarkand,AstudyofTtangExotics。汉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一书中的第四章“野兽”中专列有“大象”目,介绍了唐朝的外来驯象。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Elvin)的《大象的退隐:中国环境史》(TheRetreatoftheElephants:AnEnvionmentalHistoryofChina,,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4)则从中国环境的变迁角度,勾勒出了大象退隐的历史轨迹。这些成果都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0年,第4-6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
[4]《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昌邑哀王传》,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5]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年新1版,第-页。
[6]《楚辞·天问》。
[7]贾兰坡等:《桑干河阳原县丁家堡水库全新统中的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年第4期。
[8]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3·31·3“获象”,东方学会石印增订本年。
[9]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出版社年版,第89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年第12期。
[1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六《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5年第2版,第页。
[12]朱彦民:《关于商代中原地区野生动物诸问题的考察》,《殷都学刊》5年第3期。
[13]高峻、史炎均:《万物和谐地球村——自然与人类的故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年版,第25页。
[14]据《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载:“元象元年(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砀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邺。丁卯,大赦,改元。”砀郡治所在下邑(今河南夏邑),辖境在今皖北、豫东交界处的砀山、夏邑、永城、淮北一带。当时南北对峙,江淮成为战场,这势必影响到淮南江北一带野生大象的生存环境。这头大象大概就是从南边误入北方的,显然属于孤例。
[15]《太平广记》卷四四一《阆州莫徭》,中华书局年1版,第页。
[16](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蒋同凡校点:《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73页。
[17]《太平广记》卷四四一《淮南猎者》,第页。
[18](后蜀)赵崇祚编,徐国良、方红芹注析:《花间集》卷一○,武汉出版社年版,第页。
[19]《太平广记》卷四四一《蒋武》,第页。
[20]《太平御览》卷八九○《兽部二·象》引,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1]《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安南猎者》,第页。
[22]《全唐诗》卷六九二,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3]《太平广记》卷四四一《杂说》,第页。
[24](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卷四、卷七、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25]《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赞》,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页。
[27]《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一》,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8]《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一》,第页。
[2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岳麓书社2年版,第37页。
[3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新2版,第页。
[31](东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三《物势篇》,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2](前秦)王嘉撰、(梁)萧绮录,王根林校点:《拾遗记》卷七,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33]《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4]《太平御览》卷六二六《治道部·贡赋下》,第页。
[35]《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兽部下·象》引《江表传》曰:“孙权遣使诣献驯象二头,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邓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舡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载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悦。”又“蜀将诸葛亮,讨贼还成都,孙权遣劳问之,送驯象二头与刘禅”。第页。
[36]《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兽部下·象》引《万岁历》,第页。
[37]《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兽部下·象》引《万岁历》,第页。
[38]《太平御览》卷八九○《兽部二·象》引,第页。
[39]《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一》,第页。
[40](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四六《乐六·散乐》,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41]《太平御览》卷八九○《兽部二·象》引,第页;又见《周书》卷十九《杨忠传》,第页。
[42]《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二》,第页。
[43](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三,中华书局6年版,第页。又据《魏书》卷八《纪宗纪》载:“(永平)二年春正月,……壬辰,嚈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按:乾陀罗为嚈哒所灭,此处所言乾陀罗国胡王献白象事,当与嚈哒贡白象事为同一件事。
[44](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九,见《大正藏》第2册,第页。
[45](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一○《大光明始发无上心品》,见《大正藏》第4册,第页;另见《大庄严论经》卷九,《经律异相》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46][古希腊]阿里安著:《亚历山大远征记》卷八,李活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47]这块门板原件收藏于和田博物馆。图版见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辑:《天山古道东西风——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特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年版,第页。
[48]《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49]《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敬帝太平元年(年):“齐显祖之初立也,留心政术,务存简靖。……数年之后渐以功业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乘牛、驴、橐驼、白象,不施鞍勒……”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50](唐)徐坚等辑,韩放主校点:《初学记》卷一五《乐部上·杂乐》,京华出版社0年版,第页。
[51]《全唐诗》卷三八四,第页。
[52][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53]《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炀帝大业元年,第页;又见《隋书》卷五十三《刘方传》、卷八十二《林邑传》。
[54]《唐会要》卷九十八《林邑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55]《全唐诗》卷二六五,第页。
[56][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页。
[57]古代波斯本不产象,但是在《魏书》卷一○二《西域传·波斯》、《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波斯》、《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波斯》以至《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中都提到波斯出“白象”。其实波斯白象及其象军,都是来自南亚印度等地。
[58]参阅詹杭伦、沈时蓉:《越人献驯象赋与杜甫关系献疑》,《杜甫研究学刊》7年第4期。作者认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年),林邑两次贡献驯象,次年初的进士考试就有可能以此出题,杜甫和杜泄二人也正好参加了这次考试,所以才写下了同名同题的两篇赋。
[59]《全唐文》卷三五九,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0]《全唐文》卷四○六,第4页。
[61]《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2]《全唐文》卷九百六十二阙名《贺文单国进驯象表》,第页。
[63]《全唐诗》卷二五四,第页。
[64]《全唐诗》卷二七七,第页。
[65]《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五月。又据《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新唐书》卷七《德宗纪》及《唐会要》卷七十八《五坊宫苑使》作舞象32头。
[66](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一大历十四年,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7](唐)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四《驯犀》,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按:放驯象事不是发生在德宗建中之初(年),而是在德宗即位之初,即大历十四年(年)五月。据《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记载:“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于太极殿。……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
[68](唐)白居易著,朱金诚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三《驯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按:“驯象生还放林邑”句自注云:“建中元年,诏尽出苑中驯象,放归南方也。”与放归荆山之阳不符。按荆山属京兆府富平县界。
[69](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二○,河北教育出版社0年版,第页。
[70](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见《中国风土志丛刊》第61册,广陵书社3年版。
[71]傅起凤、傅起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4年版,第页。
[72]李重申、李金梅:《丝绸之路体育图录》,甘肃教育出版社8年版,图、、、。
[73]原书作唐睿宗景云元年(年)。按:此年七月才改元景云。又见《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作“令巨象踏之”云云。
[74]《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郎中》,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75]《太平御览》卷八九○《兽部二·象》引《唐书》,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另见《全唐文》卷九九九周澄国王《请发兵取象表》,第页;(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六《毛篇》,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76](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10页。
[77]《通典》卷四十四《礼四》,第页;另见《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第页;《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第页。
本文初刊于《全球史评论》(1),-。感谢王永平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中国中古社会史研究”专辑组稿:夏炎
编辑:韩玄晔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fjzz169.com/hxjgc/71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