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中典藏版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序
闻中引言◎
最近，《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典藏线装书，即孙智燊公翻译的大作，终于告一段落，这也是我上半年最重要的事情。此处，把原书的序言，即——線裝典藏.漢譯版之方東美著《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序言，此亦应友人建议，附在这里。供同道参究也。
正文線裝典藏.漢譯版
方東美著《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序言
聞中
一中國的哲學史研究，重要的代表，若是舉例的話，則前有馮友蘭先生，後有勞思光先生，他們前後輝映，著作也廣為人知，傳播甚廣。而桐城的方東美教授（後簡稱方東美）所著的哲學史著作《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Chinesephilosophy,itsspiritanditsdevelopment）就目前而言，在中國的大陸還是乏人問津，知者甚少。但是，就此一個未能普及的哲學史，偏偏又被海內外的第一流思想家們交口讚譽，亦算是學界的一道奇觀了。人們一旦閱讀，輒會發現，此書博而返約，力能扛鼎，文字極凝練而高華。美國的學者戴爾?瑞璧（紐約水牛城的紐約州大哲學系主任，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曾說，“對方東美教授浩巨的哲學辛勞，我們大家都應該深深銘感。他幫助我們瞭解中國哲學的獨創性與偉大。其高瞻綜概，使中國文化的高山峻嶺，大河幽谷一一朗現，盡收眼底，得未曾有！”只是緣于方東美的該部作品，原是用極雅致的英語寫就，他本人又有很長的歲月流寓於海島一隅，即便他是中國最早使用懷德海與柏格森式的哲學術語，以其英文之著作，成系統地向西方世界介紹與發揮中國學問之人，即以易學開啟出來的歷程思想與機體主義之哲學精神進行智慧一層的會通，並一一點化，故贏得了西方學界的景仰與推崇，而在中國大陸，讀者群畢竟不大；晚年的他，取法印度，非但精研佛學，更融通印度的吠檀多(Vedanta)哲學一系，此後建構成方東美的四大哲學智慧之恢弘架構。總之，方東美以其碩學高慧而飲譽國際學壇，可惜始終被大陸的讀者所忽視。於是，方東美重要的海外弟子孫智燊教授曾受其付囑，將該著譯成漢語，以極精美的文辭，字句放光，甚為高妙。孫智燊曾回憶說，方東美的講學與著作，皆有“一股振撼人心的生命力。元氣淋漓，大氣磅礡，有雷霆萬鈞的氣勢，也有璀燦華嚴和一片太和的圓融境界……。”但是，他也不無遺憾地說，“對弘揚方學，我只是區區一介使徒（apostle）的身份與精神來從事的，不是專家，要等方學專家出現，只有寄希望于未來。”方東美的及門弟子中，除孫智燊外，著名的還有唐君毅、陳康、成中英、安樂哲、陳鼓應、馮滬祥與傅佩榮等，皆是學界一時之勝，但凡親炙者，無不為方東美天馬行空式的靈思、周溥高明的慧見所激動，毋怪乎其眾多的弟子，無論在臺灣、美國或海外其他各地，都對其個人人格及其哲學宗傳深懷眷眷，忠誠景仰，信守弗渝；方東美雖深受西方的哲學家，譬如黑格爾、尼采、柏格森、懷德海等人之重大影響，但他深信世界的問題，要用中國式的智慧才能獲得最好的解決；他自己對中國的歷程慧觀之整理和發揮，就是相信其對人類、對世界的精神有絕大之貢獻。這方面不但有他早期的作品《生命情調與美感》到《哲學三慧》中見其端倪，而中期的作品《中國人的人生觀》更是直接用英語作了充分而系統的中國人生哲學之樞要發揮；晚年更是費時十餘載，以類似於維多利亞時代之典雅英文著成的《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ChinesePhilosophy:ItsSpiritandItsDevelopment)一書更是恢恢乎弘大巨著也，用英語重詮一過，討論了中國哲學的四大傳統——儒家、道家、大乘佛學、新儒家，以向世界闡明中國哲學之特質，顯示其歸宗于中國文化本位的深度信心。二方東美的整個哲學體系，是可謂築室有基，操舟有槳，一邊遙契而上接古道統之傳者，一邊又深入時代之真實精神，思考與尋找哲學的藥石，以治療遍處時代的虛無主義與混沌思想之病症。故而，此書對中國哲學精神，不但是“我注六經”的學術梳理，更是有著一種“六經注我”的雄大氣魄。此著一開始，與一般哲學史學者的不同就顯示出來了，方東美認為，中國哲學精神之濫觴發端，立下大根打本的，乃是在更原始的時代，他基於對《尚書.洪范》與《易經》的創造性詮釋與發揮，他溯及到雙重之根源：一曰大中概念，涵於前者，是為其因襲兼保守面；一曰太極意符，肇自後者，強調其健動而進步面，前者是常道，後者是變道，堪稱“建中而立極，知幾而達變”，以天人一味的皇極大中之慧命為其運思的中心，復興《易經》的“生生之謂易”的研幾之律則相應，建構起他的本體哲學之架構，就此，足見其胸廓之深邃，美國加州的華珊嘉教授就大為稱歎，認為方東美的該部著作“可謂另有雄圖，上下兩千載，他要為一套偉大非凡的哲學思想體系挺身作證”。立定大軌模之後，該著便從原始儒家、原始道家開啟，一路大膽壯遊，虎虎生威，闡明各家的要義，沿瀾隨波、逶迤而下，到魏晉隋唐間的中國大乘佛學之高屋建瓴，尤其是在簡擇三論、天臺、法相唯識與華嚴等四宗時，益見著者的慧心獨運。關於佛學的內容，日人稻田龜男云，“處理最艱深的大乘佛學問題，方東美教授舉重若輕，令人歎佩！”而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家，則是中國古典學問在彼時的創造性轉化，亦是一脈中國學問的真骨髓的透入，至為廣泛而重要，故為全書的結穴所在，是書在唯實主義範疇之下，囊括了三條進路，分別以第一階段的周敦頤、邵雍與張載，第二階段的二程兄弟，第三階段的朱熹等為代表。而唯心主義範疇，則以陸象山與王陽明為代表。最後也論及到自然主義，透過王廷相、東林書院諸子、王夫之、顏元、戴震等。方東美也指出，新儒諸子，在邏輯區分上能力殊為薄弱，遂成斯派哲學最脆弱之一環。如是云云，一一點出，全書至此，戛然止也。華珊嘉教授認為，“方氏此部巨著，內涵宛如一幅富麗萬千的錦繡，……不啻一部別具風格的思想自傳”，這是很有見地的，學者之哲學史與哲學家之哲學史，畢竟釐然有別，在哲學家的選擇上亦有輕重取捨之分，與諸家不同，而道家過略，新儒家又顯得零散，對於許多要瞻盡哲學史之全貌的學人來說，輒未必能夠饜足矣。就此，華珊嘉就將方東美此著，與同類的作品進行比較，譬如陳榮捷的《中國哲學資料彙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以及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顧理雅的《中國思想：從孔子到毛澤東》等，她認為此三者，主要取向均為描述：譬如陳榮捷的作品，乃為一主要的資料彙編，取材頗豐；馮友蘭的作品，則為一扼要而適用的歷史大綱；顧理雅的作品，則為一有益的思想概覽。三者皆適於一般學者，也適於初學入門之士。而方東美的著作，在其涵蓋面之廣度上，與前三者比較雖或稍遜，但是，它“對哲學專門讀者而言，其啟發性之豐富，則迥非其它可以望項。著者的多層次探討，對專門哲學者層層深人，引人入勝。……因其對中國哲學的批判，宛如面對某位近代同道而發然。”而當她說到這麼一段——“其駕馭中國思想家的文本素材，無論褒貶，都是處處根據對方本身的理由。不甯唯是，方氏也往往毫不遲疑，注入其經過深思熟慮而得出的哲人睿見。……”時，我們若是瞭解方東美，知道大哲之用心，亦必是會心一笑的，他早就說過，“太初有指，指本無名，熏生力用，顯情與理。”因為此書之重要，故方東美曾三度以中文宣講《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一書的要義，發而為一系列的講學錄音，其最終的授課內容，則依次被眾弟子整理出來，分別為《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中國大乘佛學》《華嚴宗哲學》《新儒家哲學十八講》等，洋洋大觀矣。三方東美曾自述道：「在家學淵源上，我是個儒家；在資性氣質上，我是個道家；在宗教欣趣上，我是個佛家；此外，在治學訓練上，我又是個西家。」確實，在已經過去的20世紀之中國學者群中，方東美也素以“學問淵博，體系精深”（陳康語）著稱。而其言思著述之間，控馭世界諸家哲學思想之雍容有度、優遊不迫的能力，俾出之以優美芳醇的詩性表達，尤令人嘆服。用方東美自己的話說，其學問路數乃屬“老鷲摶雲”之法，所謂“廓落長空，浩蕩雲氣；老鷲振翼乘風，迴旋絕世，上淩飄渺煙霧，下掠碧海滄波，自在流眄，去來都無約束。”當然，茲種心如泉湧、意若飄風的運思與智識調度力，實基於方東美的學問堂廡之恢弘與壯闊。惟其如此，方東美在世之時，就已在海內外享有聲譽，俾使日人鈴木大拙、中村元；西人韓路易（Dr.LewisE.Hahn）、馮?海耶克（Hayek）；印人拉達克裡希南（Radhakrishnan）、斯瓦米?尼哈拉南達（SwamiNikhilananda）等人，紛紛為之側目。除了為他贏得多方榮譽的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學術研究外，他的比較哲學之眼光與多元並包之胸廓，藉著其淵粹的學養、磅礴的氣象，與潛通密貫之宗傳所展露，尤堪稱並世而無儔。哈佛大學的陳榮捷曾云：“與捷同輩中國學人之中，影響力之大如方先生者，不多見也。”方東美素有“詩哲”之稱，譬如，錢鍾書就以方東美為古典詩人，故發此哀歎，云，“中國古典詩人，如方東美先生者，今後絕矣！”方東美也確實是詩哲兼賅，這種思與詩並美的才華，早在其青年期的綱目式論文《哲學三慧》中就顯現得十分明顯。其中對於希臘、歐洲與中國等三類哲學智慧以極其凝練而高華的漢語賅攝之，字字精要，句句透闢，既似箴言，亦如神諭。而他的英文稿《詩與生命》（poetryandlife）還表明了詩哲所富有的一種大勇之力的人生態度，他說：＂菩提要求我們投身到生死海之煩惱界中，找一個高尚目標，為之奮鬥，勇猛精進、大雄無畏。＂德國的詩人荷爾德林曾有一獨特之見解，他認為哲學之初，是詩，哲學之終，亦是詩。此論深有洞見也。美國的喬治.桑塔亞納也有一段頗精細的話語，云“即對一切事物的秩序和價值的確定思考。這種思考是富於想像力的。不能馳騁思想並且控制感情的人，是無法達到它的，達到它的哲學家，那時就是一位詩人。而把自己運用熟練、富有情感的想像力指向一切事物的秩序，或指向整個世界之光的詩人，此時就是哲學家。”此二人雖國域不同，時代參差，他們實在皆是方東美之知音同道矣。四方東美先生去世之前，即在年的春天，师徒二人于病榻前，對《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的英文版有一個交代，一個重要的囑託，其大意是，此書謹交弟子孫智燊先生翻譯云云。三個月後，便溘然長逝，這顯然就是臨終遺囑了。孫智燊回憶彼時的情境云：方先生叮囑道，“……行年八十，死復何憾？特吾書脫稿後，未能及身見其出版，憾一；中譯事付託無人，憾二。前者尚在美接洽中；後者今以付子，其勉之!”余聞言怵惕，敬白師曰：“小子不敏，何敢承此大命?”“毋辭也。吾思之久矣。多多用功!”遂扶痛親書正式授權委託以授餘，特囑“徐徐為之!”寓警策于溫勉，餘乃謹泣拜受命。先生執余手攙起，頻曰：“勉之!”繼以諄諄告誡：“吾書中凡直引原典部分，自須還原，還諸原典文句；但凡注明‘參看’字樣部分，即切切不可還原。是皆吾於前人之表達方式有所不滿，而遍考群籍，融會貫通，然後以自家文字予以重新詮表，以求曲達者。故不得還原，還原即有失吾之原意。凡遇此種情形，吾有一‘拙字訣’以授汝：即依吾原意，忠實直翻；文字但求明晰、正確，辭達而已!”言至此，先生忽莞爾一笑曰:“吾平生運思為文，喜多打幾個轉……莫學我!”復叮嚀曰：“原始儒道二家以及新儒家部分，參考資料不難；佛學部分，則甚難，宜多多用功!”言訖……言之諄諄切切，如是善護念，如是善付囑，其份量之重亦可想而知！而孫智燊既愛真理，尤愛乃師，其往後的歲月，不但以最精美、最暢達而優雅的文字翻譯了該部巨著，而且加上了精彩的注解，都44萬字。自有翻譯以來，漢語譯著無量，然該著譯辭之神足氣圓、文彩耀眼，直追晚清的嚴復先生，甚至後秦的鳩摩羅什大師；其文采之美之雅，譯筆之龍騰虎躍，之生機勃勃，確實罕有其匹。時在哈佛大學的陳榮捷教授向孫智燊先生致意，云：“……此函最要之點，乃在表示敬仰臺端譯事之忱，真是文筆風生，使人如見方先生之丰采。翻譯捷是過來人，故欣羡益健也。”孫智燊為其老師的哲學東西奔走，直至暮色蒼茫的晚歲時光，他常常歎息，為“廣大和諧”哲學的含章未耀而抱憾、而痛惜。五方東美是深深理解時代的，年輕時批評尼采哲學是時，他說道：尼采生當歐洲末世，傷痛智慧之衰頹，文化之式微，於是提出理想超人，冀其壁立萬仞，振奮絕世天才，觸發曠代行誼，高標美妙價值，創造新奇境界，預為人類生命前途展布無窮遠景，顯現至上希望。吾嘗端居幽思，深佩其理想之高超，轉患其實現之乏術。蓋尼采所意想之超人，須踐踏一切過去，在世宙為狂魔，於人類屬新種，揆諸優生學理，殊難忽幻奇跡，頓現靈才，苟既存人類都應滅絕，何緣忽來怪異超人，完成空前偉業？提神太虛，故作空幻奇想不難，側身現世猶能實抒卓見匪易。簡言之，方東美於種種自大自高的科學精神與自抑自卑的宗教氛圍的困局中，於各種比較中，一直试圖找到最為剛健醇正、最為光明正大的人性論。他如此表達哲學的使命：哲學之在今世，尚猶有前途否？並世學人頗多疑惑。吾嘗遐想過去，覺哲學實為民族文化之中樞。現前種種，縱有拋棄智慧、削弱哲學勢用之傾向，終亦不能滅絕人類智種，阻遏偉大新穎哲學思想之重光。然則吾又何難據前世之已驗，測未來之可能。在各種哲學的比較當中，他發現最為雅正的人性論，終究還是藏在了中國人的思想裡頭。而基於這種哲學之曠觀，宇宙非但不虛幻，不物化，而且還是一個生命存在的根源性的意義與價值系統的無窮創造與化成。然而，話又得說回來，每一種文化與哲學精神，均有優點，亦不能無弊。非但是希臘人之逃禪，歐洲人之幻化，印度人之虛無，中國人亦不免有穿鑿過度之弊。方東美對於歐洲人崇權尚能、戡天役物之精神早有警惕，而對於印度人的玄想非非、一往不復的危險也深有認知。最后，他高度推崇了中國人的哲學智慧，其悟道之妙，體易之元，兼墨之愛，會通統貫，然而，因了種種政治与历史之因由，譬如學術寄於官府，至理隱於故籍，思想未得自由伸张，小智恒得流行，偏又匱乏堅貞持恒之素德，不圖精審理性之方法，等等。結果導致了四千年來智慧昭明之時少，暗昧錮蔽之日多，遂致文化隳墮，生命遝泄。學人復又失之於餖飣字句，皆有根由深居民族之內心，故而僅憑自救，或難致果，他山取助，尤為切要。他說：“吾人寄跡世宙，體時序之創化。……自不能拘墟束縛、回向過去、默守舊聞。是則指點前程，觸發新機，光大哲理，事屬分內，責無旁貸也已。”所以，我們在這裡，藉著對《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一書的介紹，同時也希望能夠領會方東美的哲學探索與文化理想，也好為後人梳理出一個更有意義、更圓滿的思想體系做好準備，這樣，哲學的彼此相生、彼此互潤也就會成為大時代的現實，藉由可能之機，轉化為真實之事。如是而已！聞中于辛丑春杭州.古墩路漫漫生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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